网上炒股杠杆 从小官飞速升为云贵总督，年过40的鄂尔泰凭啥能坐火箭般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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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年，清朝康熙六十年，曾经少年中举，风光无限的鄂尔泰带着满腔遗憾写下了一首诗：
“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
之所以如此消沉，是因为他直到年过四十，也只是个小小的内务府员外郎，而且看不到任何升迁的机会，因此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不过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首诗写下不久之后，鄂尔泰得到了火箭式的提拔，在短短几年间就由一个闲职小官成为了云贵总督这样的地方大员，并最终靠着一项政策名垂千古。
那么，鄂尔泰为什么早年仕途不顺呢？后来又为何能得到提拔呢？他又是靠着什么政策名垂千古的呢？
鄂尔泰是满族人，姓西林觉罗。他的祖先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就带着族人投靠了努尔哈赤，被封为世管佐领，为自己挣得了一个“铁饭碗”。鄂尔泰于1680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祖父图彦突曾担任户部郎中。而鄂尔泰也是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饱读诗书。鄂尔泰家庭条件不错，自己又苦读四书五经，因此科举之路很顺。
展开剩余88%他17岁就中了秀才，19岁补廪膳生，20岁中举，从此踏入仕途。要知道科举可不容易考，像范进那样老年中举的人比比皆是，鄂尔泰20岁就能中举，让许多人感到羡慕。一时间，各种赞誉围绕在鄂尔泰的耳边，让他也有些飘飘然，觉得自己年少有为，应该很快就能干一番大事业。
21岁时，鄂尔泰承袭了家里的佐领官职，成为了一名侍卫。不过当时的侍卫其实分为许多种类型，鄂尔泰担当的并不是那种看大门的侍卫，而是经常要为衙门处理事务的，其实更类似于秘书。虽然级别不高，但好歹是世袭的，属于“铁饭碗”。鄂尔泰想到自己还年轻，当个秘书也没什么，将来自己肯定会平步青云的，这不过是个起点而已。
然而进入官场之后，曾经春风得意的鄂尔泰才渐渐发现，这个官职好像不只是自己的起点，也快要成为自己的终点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自己担任侍卫之后升迁似乎就停滞了。从1701年到1716年，十五年间，鄂尔泰的官职没有任何变动，一直是一个小小的侍卫，埋头于各种复杂的文牍工作之中。鄂尔泰这个年轻人的大好年华就都消磨在这些文牍中了，他始终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自己明明年少有为，才能品行都不错，做事也很积极，而且确实很想到更高的职位上，怎么就一直不能升官呢？
直到1716年，三十六岁的鄂尔泰才终于担任了内务府员外郎，算是升官了。但这员外郎同样是个小官，而且在此之后鄂尔泰的仕途再次停滞了，一直到1721年都没有任何变动。眼看自己都年过四十了，当的还是这样的小官，鄂尔泰免不了作诗哀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感叹自己升迁无望，只能坐等老去。明明很想做一番大事业，却根本得不到机会。失望的鄂尔泰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对于出将入相更是不敢指望了。
为什么鄂尔泰既有才华也有雄心，却一直不能升官呢？对于鄂尔泰升迁缓慢的原因，史书上没有直接记载，但我们可以从鄂尔泰做的许多事情中看出端倪。鄂尔泰家里有世袭官职，中举也早，早年确实很顺，自身难免有些恃才傲物，睥睨众生。曾有同僚建议他结交贵人，为自己的仕途做打算，但被他拒绝了。他相信以自己的才能，早晚能得到赏识，不需要结交那些贵人。
然而此时正是康熙统治晚期。康熙固然是明君，但到了晚年也有些懈怠了。他逐渐放松了对腐败的打压，对官场风气采取放任态度，这导致康熙晚年贪腐横行，也成为了后来雍正反贪的重要原因之一。鄂尔泰这样一个孤傲而又不愿意钻营的人，既不受同僚待见，也不被上级喜欢，在此时的官场氛围下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并不奇怪了。
不过鄂尔泰终究还是遇见了他命中的明主——雍正。在度过了多年郁闷的生活之后，1723年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这虽然是个临时官职，但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与科举考试制度有关。
科举考试的考官可不仅仅是负责监考而已，根据科举的惯例，考官是考生的“座师”，一旦考生被录取，就等于和考官之间结成了一种特殊关系，相当于官场中的“师生”。毕竟考官本身就是有官职的，而考生被录取之后也要做官。因此在此之后，就是考官指点考生，考生回报考官的过程，等于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鄂尔泰虽然是副主考，但地位也很高了，能够担任这个职位，可见雍正帝对他的重视。
此后，鄂尔泰更是平步青云，升官就如同坐火箭一般。当年5月，他就被提拔为江苏布政使，成为了地方大员。1725年，他又被晋升为广西巡抚，还没来得及到任。雍正又觉得这样一个人才仅仅管一个广西实在太屈才了，干脆又改封他为云南巡抚。但这个云南巡抚实际上管的却是云南、贵州、广西三个省，等于把云贵总督的活都抢了。到了1726年，鄂尔泰更是被正式授予了云贵总督一职，算是名副其实了，同时还兼任兵部尚书。
短短五年间，鄂尔泰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内务府员外郎被火速提拔为了中央大员兼地方大员，这个升官速度让无数人为之羡慕。并且许多人也难以理解，这个鄂尔泰这么多年担任的都是小官，也没多大影响力，甚至连“九子夺嫡”都没有参与，也没见他有什么特殊贡献，怎么就如此受重视呢？
雍正为什么如此重视鄂尔泰呢？这还要从几年前的一桩小事说起。当时鄂尔泰还在担任内务府员外郎，而“九子夺嫡”正如火如荼。当时雍正还是雍亲王，以藩邸之事为名义召见鄂尔泰，想要让他站在自己这一边。谁知鄂尔泰竟然直接拒绝，说按照大清祖制，皇子不得结交外臣。在激烈的储君之争中，鄂尔泰并没有帮助雍正一丝一毫。
如果换做一个一般的皇帝，可能从此就恨上鄂尔泰了，估计打压都来不及，更别说重用了。但雍正不是一般的皇帝，他心胸宽广，是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并且他也知道，鄂尔泰虽说在储君之争中没有帮他，但也没有帮助其他任何一位皇子，其立场堪称不偏不倚。而雍正所梦想建立的清廉盛世，需要的不正是鄂尔泰这样“死脑筋”，刚正不阿的人物吗？
当然，仅仅有立场是不够的。鄂尔泰除了立场坚定，确实也很有能力，只不过长期被分配去干各种琐碎事务，能力没有显示的机会罢了。他精通水利，熟悉贸易，还知人善任，为清朝提拔了大批人才，这些都在他镇守一方后很好地体现了出来。雍正也是个观察力十分敏锐的人物，想必他在之前与鄂尔泰的接触中早就发现了他的这些才能，这才大加提拔的吧。
而鄂尔泰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贡献，也就是“改土归流”了。需要注意的是，“改土归流”并非鄂尔泰提出的，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明朝时的“贵州改制”。鄂尔泰也并非改土归流的唯一支持者，事实上当时“改土归流”已经得到了大批大臣的支持，鄂尔泰只是其中之一。但时，鄂尔泰确实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改土归流的合适方案，规划了一整套改土归流的计划，并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成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成为了之后改土归流的模范，为后世提供了经验。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改土归流”，又为什么要“改土归流”呢？这还要从元朝说起。元朝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在意的是富庶之地的财富，而对于那些偏远地区的治理并不在意。他们觉得这很麻烦，也没有太多收益，又不放心让汉人去治理这些地区，因此发明出了一套“土官”制度，也就是土司自治制度。
所谓“土官”，就是当地的部族领袖，一般是少数民族。他们接受元朝给予的官职，但实际上在内部进行自治，自成体系。“土官”可以世袭，对内部有着绝对的生杀大权，元朝不会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他们只需要在名义上臣服元朝，并象征性地交一点贡品就可以。
土司自治制度确实在一定时间内保证了边疆的安宁，也节省了行政人员和驻军。但土司自治制度也使得中央朝廷能够从土司地区获得的收益极其有限，并且土官世代相传，权力日益膨胀，部分土官也萌发了野心，对边疆安宁构成了威胁。因此明朝虽然也部分承袭了土司制度，但也对其进行了部分改造，提出以“流官”取代“土官”的政策。所谓“流官”，就是由中央任命、调遣的官员，不能世袭。以流官代替土官能大大提高对地方的控制力，明朝就在贵州进行过类似的改造。
当然，这一改造的阻力无疑也是极大的，土官们毫无疑问不会愿意接受这样的改变，因此明朝也只是对部分地区进行了改造。到了清朝初期，统治者为了稳固对地方的统治，以专心对付南明政权和义军残部，也同样延续了土司自治制度，只要求土司们交出明朝的官印，由向明朝效忠改为向清朝效忠。但土司自治制度的危害大家也都很清楚，因此到了雍正年间，地方稳定之后，进行大规模，全国性的“改土归流”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而鄂尔泰，正是“改土归流”主要的促进者和实施者之一，并提出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方法。他提出了以用兵为前锋治其标，以根本改制治其本，剿抚并用，促进投献的策略。尤其是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他将这一策略贯彻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云贵地形复杂，土司极多，鄂尔泰刚到任时就曾遭遇土司兵的袭击。但他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对敢于反叛的土司全力围剿，并进行分化瓦解，尽可能减少敌人的数量。而对于愿意配合，主动投献的土司则予以优待，赐给他们财物和官爵。在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之下，鄂尔泰在云贵的改土归流大获成功。
不过，“改土归流”虽然在雍正朝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并不是说雍正帝就完成了改土归流了。事实上，由于土司制度遍布西南、西北的大片地区，各地土人长官的势力根深蒂固，且部分地区又出现了反复。因此在之后的乾隆朝、嘉庆朝，乃至晚清和民国时期，改土归流仍在进行，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土司制度才被彻底废除，历时两百余年的“改土归流”才算最终完成。
但不论如何，鄂尔泰在当时能够促成如此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本身已是莫大的政绩，他也凭此步步高升。最后鄂尔泰做到了内阁首辅，也就是实际上的“宰相”，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雍正帝也十分欣赏鄂尔泰，怎么提拔他都不够，还赐予他世袭伯爵的爵位。
雍正帝曾感叹：
“朕含泪观之，卿实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
鄂尔泰如果不能遇到雍正网上炒股杠杆，也许这一辈子就只是个落寞的员外郎。而雍正如果不能遇到鄂尔泰，其许多政策，尤其是“改土归流”也不会那么顺利。鄂尔泰与雍正堪称是真正的君臣相知，共同做成了一番事业。这既是他们两人的幸运，也是无数百姓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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