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股票配资 民国初期（1912
一、北洋政府（1912-1926）借款概况 广东股票配资
清朝遗留了巨额的外债，到袁世凯执政时，部分外债已经到期需要偿还。同时，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面临着庞大的行政开支，包括官员俸禄、办公费用等，财政入不敷出，只能依靠对外举债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
数量巨大且种类繁杂
• 北洋政府时期外债总额巨大，据估计， 从1912 - 1926年间，北洋政府共借外债约6亿元（银元）。这些外债种类繁多，包括政治借款、铁路借款、实业借款、军政借款等。许多借款以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海关税收等作为抵押。
主要借款来源及情况
数量巨大且种类繁杂
• 北洋政府时期外债总额巨大，据估计， 从1912 - 1926年间，北洋政府共借外债约6亿元（银元）。这些外债种类繁多，包括政治借款、铁路借款、实业借款、军政借款等。许多借款以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海关税收等作为抵押。
主要借款来源及情况
-日本借款
• 皖系军阀西原借款：这是段祺瑞政府时期（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实际控制者之一）较为著名的对日借款系列。从1917 - 1918年，通过西原龟三的斡旋，共借款8次，总额 约1.45亿日元。这些借款以中国的铁路（如吉会铁路修筑权等）、森林、矿山等权益作抵押。借款主要用于编练参战军（实际为扩充自身军事力量）、偿还旧债和维持政府开支等。
展开剩余85%• 奉系军阀的日本借款：除了西原借款外，还有其他一些对日借款，涉及铁路建设（如满蒙四路借款计划等，企图染指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铁路修筑权）、实业投资（如中日合办企业借款等形式，但往往被日本控制主导权）等方面。
-英国借款
• 英国是北洋政府外债的重要债权国之一。例如在盐税借款方面，英国等列强通过控制中国的盐税收入来确保其借款的偿还。盐税借款涉及金额较大，英国借此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盐税管理权，严重影响了中国的财政自主性。
• 还有一些铁路相关借款，如对津浦铁路等既有铁路的借款用于铁路的维护、扩建或者相关的财政周转，同样伴随着诸多权益的出让。
-法国借款
• 法国在华也有大量的借款权益。在铁路借款方面，如滇越铁路相关借款延伸到对中国西南地区铁路建设的影响。法国通过借款获取了滇越铁路的管理、运营等权益，并试图进一步扩大在云南、广西等地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 同时，在一些市政建设、工业借款方面也有涉足，以法租界等区域的经济利益为依托，借款给北洋政府并获取相应权益。
-美国借款
• 美国在北洋政府时期也有借款活动。例如在善后大借款过程中，美国参与其中。 善后大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后折合银元约2.5亿元），借款以盐税余款等为担保。美国试图通过借款扩大其在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对华贸易、金融等领域获取更多利益。
3. 北洋政府时期各军阀集团均对外举债
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 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约合2.5亿银元）。借款的利息很高，年息5厘，借款期限为47年，前10年仅付利息，后37年本息并还。而且，借款以盐税收入作为担保，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财政主权，因为盐税是当时中国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名义上这笔借款用于“善后”，包括偿还旧债、裁兵等，但实际上袁世凯将很大一部分款项用于扩充自己的势力，如购买军火、镇压革命党人等。“善后大借款”引起了国内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加剧了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成为二次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执政阶段整体在对外借款方面表现活跃. 直系军阀在1920 - 1924年期间，为扩充军力、维持政权运作等目的，通过一些洋行等渠道有零散的外债借款，涉及金额难以精确统计，但累计数额也相当可观，这些借款多被用于军事开支、购买武器等方面。
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为发展东北的军事、工业等，大量举借外债。其中，与日本的借款关系较为复杂且数额巨大。例如，他通过出让东北的部分权益（如铁路修筑权等）向日本借款。像吉会铁路借款等，这些借款一方面促进了东北部分基础设施（铁路等）的建设，但使东北的权益被日本进一步渗透； 张作霖还向其他列强如英国等有借款活动，借款总额在数亿元（当时的货币价值），主要用于扩充军队、购买武器装备以及发展东北的工业和交通等事业。
皖系军政集团从1917 - 1918年，段祺瑞政府通过西原龟三（日本大隈重信内阁顾问）的上述西原借款最为著名，借款以中国的铁路、森林、矿山等权益作抵押，借款主要用于编练参战军（实际为段祺瑞扩充自己实力的军事力量），以及偿还旧债和维持政府日常开支等。
二、孙中山临时政府时期外债概况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军费开支浩大，而且需用甚急，因各省独立，不向中央政府缴纳税款，致使府库空虚，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着落，连政府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孙中山多次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外国银行不愿借钱给临时政府，一笔钱也没借到。
因北伐紧迫，财源枯竭， 孙、黄迫不得已以汉冶萍铁矿为抵押向日商借款500万元，对外则称该矿集股3000万，中日各半合营，由公司转借500万给临时政府。此事泄露，舆论大哗，参议院议员质询政府，实业部长张謇反对此议，辞去实业部长。汉冶萍借款终因参议院不承认合办条约及股东大会反对，正式取消。
日人还乘此机会，向孙中山提出东北满蒙问题，要求割让给日本接管，方借款支持中国革命。在与日本财界、政界代表森恪的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 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
此事一波三折，最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没有办成。原因是:“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杨 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268、269、265、671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后，设立南京留守府，黄兴任留守，南京当时有十余万军队，但军费没有来源。熊希龄在上海时答应到北京就任财政部长后就给南京汇款，黄兴一催再催，钱一分不给。黄兴无奈，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饭，以后连喝稀粥都不能保障。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住在上海环龙路66号，月租金65元，他家里每天有多人用餐， 但每天仅花两元生活费，非常俭朴。有4位归国华侨集了股本准备在上海办厂，见孙中山没有自己的房子，买下带有花园和网球场的莫利哀路29号宅送给了孙中山。
1917年，段祺瑞破坏约法，孙中山南下护法前因财政支绌，一时不能解决，上海的犹太人哈同得知后（哈同居所目前改为上海会展设施），捐给孙中山五麻袋钞票，孙命吴景濂、林森管理财务，遂得以率参众两院议员和海军舰队南下。
另有史料披露，当年6月，北京政府内部因对德参战意见不合，孙中山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德国政府为了利用孙中山政治影响，密赠孙中山200万元。（ 李国祁，《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载《中国国民党建党80周年纪念》）。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亨兹曼（P.S.Heintzlmen）呈国务院报告称:“据广东都军陈炳报告渠，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150万银元。孙以50万元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30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 美国国家档案局所藏驻外领馆呈国务院之报告USDS893.00／2707号，载韦慕庭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以上史料，一说是200万元，一说是150万元，数目到底多少，有待更多可靠的档案、史料才能确证。征诸当时的情况，很难说此事是捕风捉影。
南下护法，除联络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借地容身之外，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才能资助海军第一舰队和100多位议员南下，才能扩充陈炯明的粤军准备北伐，才能维持军政府的正常公务。那时，许多军阀都从外国政府拿过钱。
其实，孙中山自“二次革命”与袁决裂后，一直徐图再起，从他那段时间的活动日程可以断定，早在南下“护法”前几年，孙中山一直在不动声色地暗中筹款，搞一次1911年广州起义那样的小规模暴动尚要花18万元，像南下“护法”、成立“军政府”、准备北伐这样的大行动，德国政府给的区区200万元还差得很远。哈同那样的捐款绝非一例，当时孙中山为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党魁，亲掌党内财务，而筹款及经费开支本为党内秘密，当事人不讲，这段历史，永远是个谜。
孙中山第一次在广东成立“军政府”，一年即告失败，主要原因就是没钱。当时，广东各项税收，均为广东督军陈炳把持（陈炳口又名陈炳琨，广东地方军阀，与桂系密切合作，随着桂系势力的衰落等因素，他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权势地位），他拒绝担负“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大元帅府开支无着，筹款成了孙中山的当务之急，为了维持“军政府”的运行，廖仲恺经常到掌管广州财政的军阀的烟榻上去要钱，军政府的大员不得不在烟榻上“央求借款”，情何以堪，此种“不得不”乃是因为孙中山许多政治和军事上的筹划，都因没有钱而无法进行。
当时，北京政府段祺瑞委任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李耀汉为广东督军，令两人率部进攻广州，以推翻桂系军阀在两广的统治、推翻孙中山的“军政府”，但桂系虽暂时容留孙中山，却不答应孙中山提出承认军政府为最高领导机构的五项条件。（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四册，68页）孙中山要桂系军阀为军政府掏钱的目的也未能达到。此后，桂系便加紧活动驱孙，收买部分国会议员，改组军政府，撤消大元帅，逼孙中山离粤。桂系此举，除了要与直系联合、孙中山已无利用价值这些政治上的原因之外，也是为了减轻其财政负担。
孙中山第二次南下广东“护法”，命陈炯明率粤军打垮桂系，占领南宁，一举平定了两广，形势大好，可惜好景不长，孙陈决裂，除了对“护法”、联省自治和北伐这些事的政治分歧，客观分析起来，财政上的原因是导致陈的部下要驱孙的重要成分。
陈炯明向英法银行借款，如1922年9月22日向英法银行的市政借款（英镑二百万镑），还有与英帝国主义订立的多项借款协议（总额750万镑左右），并且通过省长名义密借洋债达3000万元等，这些借款主要用于维持他在广东的军事统治、扩充军队等，损害了广东地区乃至中国的主权权益。
陈炯明不同意孙中山北伐，除了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的政治分歧，主要是因为广东省库空虚，无钱接济，当时广东省一年的税收是1600万元，每年的支出需3200万元，赤字竟达一倍。仅驱桂一役，就用去粤库800万元，如再继续北伐，钱由何出；不仅陈炯明不支持北伐，北伐途经的湖南省民众也反对北伐军入境，当北伐军进入湘桂边境后，湘省居民拒绝接受孙中山的军用票。六·一六事件，也即通常所说的陈炯明叛变事件后，孙中山终因孤立无援而败走上海。
与孙中山南下护法的同时，北京段祺瑞政府却因日本人的支持，大举借款，扩充实力，图谋打败南方“军政府”，武力统一中国。
孙中山两次护法，一败再败，痛定思痛，悟出“再造共和”的革命没有钱，其实难以成功，除了政治上合作扩圈的原因外，财政原因促成了孙中山做出联俄的政治选择的主要原因，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在苏俄的资助（未查实具体数字）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第三次回广东，他打败陈炯明，掌控广东省财政，为日后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1921年刚刚成立的中共当时还是非法组织，经费上更是拮据，中共早期的经费主要依赖于共产国际的支持。据党史专家的研究（《党建 | 中共初期经费从何而来，共产国际起到多大作用？》2019年之学习时报 作者徐元宫）：1921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了16650元的经费，而中共自己筹措的经费仅为1000元。到1922年，中共的全部活动经费都来自莫斯科，尽管中共尝试通过自筹资金来缓解经费压力，如创办文化书社、发行报刊等，但这些努力远远无法满足日常运营和革命活动的需求；中共早期的经费主要用于维持日常运作，包括印刷宣传品、组织活动和党员的生活费用等。例如，1922年，中共中央的支出中，国际协款占94%，自行募捐仅占6%。
结论：民国初期，各大军政集团借外债无一例外都是按照所谓“商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主权资产（以当前资产抵质押或未来现金流为担保等经典方式），唯一例外的就是（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军政集团而是初创的非法组织）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没有资产，也无法遵循所谓“商业惯例”借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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